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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永定:经济增速是一切的基石 扩张性政策下 借力基建

【摘要】:现在,2019年,中国经济增速是6.3%。余永定认为,改革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经济增速的稳定。余永定指出,当经济处于停滞状态时,哪怕在最市场化的西方国家,也需要政府发挥其作用。?

1949年,新中国诞生了。今年粮食总产量超过2000亿斤,2018年达到1.32万亿斤。1952年,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679.1亿元,2018年为90.03万亿元。在过去的70年里,中国经济经历了巨大的变化。它成功实现了从站起来、变富到变强的跨越。

时代的车轮不会停止,发展仍在继续。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变为高质量发展阶段。那么,现阶段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什么?时代的红利真的消失了吗?如何解决经济的“去现实化和去现实化”问题...有了这些疑虑,金融部门与余永定展开了深入对话。

稳定的经济增长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前提。

当被问及最令人担忧的经济、金融和民生问题时,余永定毫不犹豫地回答:“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继续下降。”

2010年第一季度,中国经济增长了12.2%。现在,2019年,中国经济增长率为6.3%。在过去九年中,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,仅在个别年份的个别季度保持不变,偶尔在更多的个别季度出现反弹(2012年第四季度)。

九年来,从12.2%下降到6.3%,降幅很明显,这让余永定感到担忧。

更公认的观点是,中国经济是“L型”。从数据来看,虽然“|”已经实现了增长,但稳定的“—”还没有实现,但也有所下降。余永定说:“如果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率稳定在6.3%,这不是什么大问题。然而,从目前的趋势来看,没有反弹的迹象。大多数经济学家对未来几个季度的经济增长感到悲观,”他后来补充道:“事实上,根据中国的情况,6.5%的增长率已经在降低标准。”

那么,经济增长放缓的后果是什么?

中国经济发展70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,经济增长持续下滑将使其他问题更难解决。因为经济增长是衡量经济脆弱性的所有重要指标的分母。

坏账就是这样一个例子[1]。1993年5月,中央银行提高了利率。时任总理发表讲话,限制银行资金进入房地产行业。资产泡沫破裂,并沉淀为不良贷款。1990年代中后期,经济增长继续下滑,不利风险逐渐暴露。数据显示,该行的不良率从1992年的约20%上升至1998年的约33%。

不良贷款问题越来越严重,也引发了经济学家的广泛讨论。余永定回忆道:“1999年,经济学家讨论了一个问题:政府应该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吗?”当时,双方争论不休。[2]

经过深思熟虑,中央政府仍然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,即[3],随后迎来了经济增长的强劲复苏。1998年至2000年的增长率仍处于过渡阶段,并不高。2003年,经济增长率爆发,进入10%以上的高速增长期。不良债务问题也得到了解决。

另外两个例子是20世纪90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和20世纪20年代初的银行改革,两者都取得了很大进展。余永定认为,改革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经济增长的稳定。“如果在经济增长率低、工人收入低的情况下,僵尸企业的工厂倒闭,工人又如何安置?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,但在高增长率下,类似的问题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”

余永定一再强调:“我们必须抑制经济增长下滑,实现更强劲的反弹。否则,其他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。在处理经济问题时,中国应该抓住主要矛盾。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如何抑制经济增长率的进一步下降。”

改革不是一次性的。有红利,但我们必须抓住机会。

"支持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许多因素都是一次性的."

余永定澄清了这句话,说所谓的“一次性”是某些特定制度的变化。例如,改革开放初期,我国废除了公社和生产队,开始实行联合生产承包制度。在合同制度之前,供应短缺,蔬菜哪儿也买不到。改革后,谷物和蔬菜被一次买走了。“一次性”是指刺激中国经济增长的政策变化。

同样,也有地方政府出售土地来增加收入。这样的政策肯定不会再存在了。毕竟,土地只是一片,土地会被卖掉。此外,学术界普遍认为,人口红利已经基本用完,在大多数人的有生之年不会再出现。

但是改革不是一次性的。

索洛模型是经济增长理论中一个重要而权威的模型。它指出,经济增长的关键变量是人均收入,而不是收入水平。从这个角度来看,虽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,但与发达国家相比,人均收入还不够高。

这表明中国离成为发达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,但也证明我们仍然有相当大的增长和发展潜力。余永定以农村地区为例:“许多地区仍在探索能否继续扩大生产规模。这是一个机会。无论何时,总会有红利。关键是要善于发现和抓住机遇。”

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起了带头作用,通过增加政府债券的数量来推动经济从虚拟走向真实。

“从虚无到真实”是余永定关注的另一个话题。关于“如何让这个口号落到实处”,他提出了以下建议:第一,加强监督。第二,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积极的货币政策,促进中国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增长。第三,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范围,将城市现代化纳入基础设施建设。[4]

针对第三点,余永定想了很多:“目前,很多人主张我们应该进入城市化阶段,人口应该集中在城市。这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,我同意这一观点。政府机构的规划应以城市为中心,中国的城市基础设施也非常缺乏。例如,北京几乎没有停车场,每个停车场都让人头疼。此外,中国的自来水不能直接饮用,地下管道和清洁水的改造也是一项重大工程。我还看到一些学者提出建议,将城市划分为不同的级别,在不相互干扰的情况下将机动车和行人分开,这些都是非常有趣的想法。”

此外,许多技术的基础研究和开发不仅有市场需求,还有投资需求。例如,芯片、可再生能源等。然而,这样的项目通常价值数万亿美元。虽然短期内很难盈利,但对国家和人民的生活有长远的好处。余永定认为,政府和首都都应该对此给予更多关注。回顾历史,基础设施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。

当然,中国现阶段的问题是,如果它仅仅依靠市场力量,资本就不会流向这些地方。余永定指出,当经济停滞不前时,即使在最市场化的西方国家,政府也需要发挥作用。他认为政府应该“带头”投资基础设施建设(广义而言),并创造“挤进效应”。当行业发展时,将会有更多的投资机会,更多的项目可以从中受益。这样,民营企业愿意进入市场,从而形成良性循环。金钱自然会从虚拟经济流向强大的经济。同时,他还特别指出,政府应该抓住时机及时退出,不应该与人民“争利”。

同时,这也引出了余永定的另一个想法:“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长缺乏动力,私人投资缺乏动力?因为经济增长率下降,市场悲观,所以必须有人带头创造需求。基础设施是一个好方向。然而,私营企业不会从事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,因为这些项目短期内无法盈利,但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。谁会做这样的事?只有国家能做到。但是如果这个国家想这么做却没钱怎么办?发行国债。目前,我们一直强调减税和收费,当我们的收入低的时候,如果我们需要外出怎么办?我不得不借钱。碰巧中国是一个高储蓄国家,每个人都愿意购买政府债券。那就发吧。”因此,余永定认为,国家应该发行额外的国债,以刺激经济增长。

余永定告诉金融界,国务院常务委员会最近传递了许多令人鼓舞的信息。他认为,如果中国能够坚持扩张性财政政策,货币政策支持财政政策,增加以推进城市化为核心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资,企业盈利能力就会提高,中国经济增长率就会提高,虚无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就会理顺。

最后,余永定说:“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不是一切。能否发挥制度优势,能否合理调动各种积极性,是正确政策成功的必要条件。”

[1]债务规模=中央政府债务/国内生产总值。当债务增长率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时,杠杆率将继续上升。当债务增长率下降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下降更多时,杠杆率将上升而不是下降,这将对整个经济产生负面影响,从而导致杠杆率进一步上升,形成恶性循环。

[2]一种观点认为,财政状况已经很糟糕。如果此时再次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,杠杆率将会上升,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非常大。因此,扩张性财政政策遭到反对。然而,另一种观点认为,扩张性财政政策可以推动经济增长。如果经济增长率上升,杠杆率就会下降。

[3]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,在考虑是否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时,我们也应该考虑是否有发行国债的空间。为了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,必须发行债券,而政府债券的收益率是债务融资的重要约束条件。欧洲陷入严重主权债务危机的原因是,一些国家无力发行收益率超过6%的债券。然而,这个问题在当时的中国并不存在。1998年,中国的老人排队购买政府债券,因此中国政府债券能够保持低回报率。当国家能够以较低的收益率发行债券时,这意味着它能够筹集资金进行投资。

[4]这里的城市现代化是指可再生能源、停车场、地下管道、自来水等。

资料来源:金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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